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在于明朝实质上不是亡于异族,而是亡于全国规模的民众起义。在崇祯上吊后,国内的政治力量构成远远比北宋两帝被俘的时候要复杂,既有尖锐以极的阶级矛盾,也有日见突出的民族矛盾。明朝体制下的士大夫和其他封建官僚阶层,同时面对着改朝换代(顺替明)和异族入主(清入关)的双重抉择,势必因其阶级本性而产生分裂和动摇。他们中的多数人,基于对农民起义者的刻骨仇恨,以及阶级本质上的彼此认同(可保富贵、可以维持其统治地位)而投靠异族(如吴三桂和数不清的降兵降将),少数人虽然较有气节,也看到了满族贵族将实行对广大中原地区的征服政策,但仍然无力摆脱对大顺、大西军的根深蒂固的恨毒,因此宁可去与虎谋皮,做着另一类“借师助剿”的“中兴梦”(如南明主政的史可法之流)。这样,在南明南京福王政权初建,刚刚初具统合明朝残余力量的条件的时候,南明集团内部却几乎无人有处理如此复杂局面的智慧,一开始的战略就根本性的错误,无论是比较贪婪的马士英,还是相对清高的史可法,都对满清贵族存在幻想,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内的主要矛盾中民族矛盾方面已经迅速上升到了主要地位。
正是他们的糊涂认识,使得南明运动丧失了初期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和最好的一个时机,而使得这第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统一比较完整的政权迅速覆灭了。福王政权的覆灭,也直接导致了南明运动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分裂,以后几个朝廷并立,继续浪费时间,等到重新统一到永历政权下的时候,形势已经严重恶化了,南明朝廷几无寸土,依赖于大西军在西南、郑氏集团在东南的势力维持,作为一个反抗运动的领导集团,已经无力化。固然,大西军集团涌现了李定国这样一心为公鞠躬尽瘁的杰出领袖,这是南明的幸运(却是他个人的不幸),但老实说,这时候,出现郑森、孙可望这样私心自用重于南明朝廷的强力人物更为正常些。虽然南明朝廷作为旗帜还在使用,但实际上,明朝这个政府,已亡。这与南宋赵构政权是完全不一样的。赵构能从容削夺三大将兵权,杀岳飞,永历能动的了郑、孙、李吗?
因此,南明之亡,之不能退守半壁,关键在于初期的失误导致速败,而初期的失误又源于局面的复杂程度超出了其领导集团智慧可以正确处理的程度。北宋倒台后,国内政治形势是相对简明的,女真凶神恶煞的打进来,宋朝官军与民军虽然谈不上多少配合,但至少还是同心抵抗。至少宋朝政府不会想着请女真帮助剿杀民军。能够分清敌我和当前的紧迫任务,使得赵构政权的军事、政治措施虽然不一定高明,却能够保证赵家一脉不亡(其实一度也非常非常危险),这比南明要幸运多了。
偶然的因素也是有的。从金和满清对比来看,满清集团比较富有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虽然他们的政策有很多十分血腥,而且激起了激烈的民族矛盾,但他们在争取和拉拢汉族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一点上是做的比较好的,充分利用了明朝既有的剧烈阶级矛盾,从而和一部分明朝的旧统治集团中的人物找到了利益共同点。而金人没那么走运,而且总体而言其政治军事战略较为笨拙,既不能一鼓作气追歼南宋政权(其实几乎已经达到目的),又迟迟不能明确对占领区的稳定统治的战略,扶植伪政权,失败,直接统治,也不成功。甚至首鼠两端,统治集团内部自己打架,一拨人与南朝媾和,还河南地,一拨人又起来主战再去收复,反复间消耗了自己,错过了称雄全国的良机。至于完颜亮的南征,已经是在南北对峙局面形成的稳定期做的超出自身条件的努力了,自然失败的概率更大。
而南宋、南明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因素外,赵构的个人素质虽然不能算高明,但比起南明立的几个皇帝(除了隆武帝)要强太多了,至少还不象个亡国之君。而南明那几位,隆武帝是比较有为也比较可惜的,鲁王也是比较有勇气和可叹的(落到郑森手里),其他的就算是在明朝全国统一的时候上台,也活脱脱的是亡国皇帝样子,与朱厚照、嘉靖、万历、朱由校之流可以一比。政治人才方面,南宋南明倒差之不远。军事人才方面,南宋的名将如云而且基本能被大用,南明虽然有非常优秀的军事家如李定国、郑森、孙可望、刘文秀、张煌言等,但或者不能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被束缚无法施展,或者政治野心太强而怀藏私心,因此虽然可以取得个别局部的胜利,却无法将全部能力发挥到对敌作战中而扭转衰亡的局面。
清人评价刘宋、南宋之不能恢复,称刘宋有名君而无名将,南宋有名将而无名君。但各占一个,也好歹能有个半壁。南明明君肯定是没有的,名将本来就凤毛鳞角而又不能用或用不了,双双落空,于是半壁江山也坐不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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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当时明末当时崇祯就应退守南京,以长江之天险割据南方。而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割据西北,女真占据中原,未必不能成鼎足之势,再以民族之大义,女真远离根据,南北夹击一战可定乾坤,可惜崇祯以自杀而了断,太子也没能到南京,最后诸王并立,被满清一一击破,令人长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