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前夜西方武器装备的进口与仿制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被后世史学家誉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就采取了武器自制与进口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澳门和新加坡购买了一批英国利物浦制造的钢炮和葡萄牙制造的铜炮约200门，布置在虎门要塞内外炮台和师船上。
他购买的英船＂剑桥＂号，原来是美国旗昌洋行商船改装的一艘兵船，装有34门英制大炮。他还购买了两艘25吨重的帆船和一艘小火轮。这是我国购买西船的开端。
如果说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场，那么，此前的大约二十年则可称之为洋务运动的前夜。在这一时期，为了应对西方列强对清王朝的武装侵略，华夏大地从上到下对西方武器装备进行了自行研制和仿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通过对比发现洋炮比中国铸造的土炮先进，英军火炮能＂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以（己）及我，是器不良也＂。为改变这种状况，他奏请朝廷增造船炮，做到＂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几乎同时，闽浙总督邓廷祯等人也提出了类似主张。
1840年春，林则徐曾经＂检查旧籍，捐资仿造西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当时，目睹这种船下水的西方人留下了这样的描述，＂1840年4月25日，两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欧洲船式建造的，可能加入帝国海军了。＂此举开创了中国建造西式船只的先河。
1841年，奕山、怡良等人在广州战败之后，一方面在佛山设立了三个工厂，昼夜督促仿制西方火炮；另一方面鼓励广东富商潘仕成、许祥光等人捐款仿造外国战船。到1842年10月，广东先后仿造了数艘新型战船，＂惟潘仕成捐资新制之船坚固适用，炮亦得力。并仿美利坚国兵船之式，调取各省工匠改造大船。＂潘仕成设计建造了我国最早的能够安置舷侧炮的新式战舰。到1850年时，经潘仕成监造的＂贞吉＂等大型战船已有12艘。但是，两广总督徐广缙对鸦片战争后广东出现的＂师夷制夷＂军事活动表示强烈反对。他强调清军陆战和地利的传统优势，把＂师夷制夷＂活动看成是软弱行为。1850年，徐广缙下令将潘仕成等人监造的12艘大型战船全部裁撒，广东向西方学习的成果就这样被断送了。另外，1842年10月，奕山、祁宵还奏请朝廷着手＂雇觅夷匠＂，准备仿造西方火轮船。广州知府易长华、户部员外郎许光祥等人还分别建造了一些新式战舰。
1840年7月，以擅长制造军器著称的嘉兴县县丞龚振麟被钦差大臣裕谦调入宁波军营，后来又被浙江巡抚刘韵珂调到省局负责督造军器。龚振麟等人看到英军的火轮船后，心有所会，遂制成小轮船，以人力代替火力，受命仿造西方战舰时还注意吸取了中国传统的＂踏轮＂行船技术，造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战船。
但是，这些临时抱佛脚的仿制举措虽然取得了某些成效，却于大局无补，毕竟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与西方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一败涂地，这固然有将帅无能、官兵军政素质不高等因素，但双方战斗力的主要差距最明显地表现在武器装备的优劣上。正如亲临前线的两江总督牛鉴所云：＂逆夷凶猛，迥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非将士不肯用命。＂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道光帝也看到了先进武器的重要性。他说：＂胗思海防事宜，总以造船制炮为要。各省修造战船，竟同具文。至临时不能适用，深堪愤恨。此次所造各船，自不致拘守旧时式样，有名无实。＂1842年7月至8月21日，道光帝三下谕旨，饬令沿海各省制造大型战船并设法从国外购买。10月26日，清廷颁布谕令，＂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拘泥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实用为贵。＂于是，各地又出现一股研制新式武器的热潮。
但是，这种手工作坊性质的生产活动显然无法与建立在现代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西方武器生产相提并论。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研发新式武器的热潮在中国也没能持续多久。而且，中国有关人士对西洋新式火器进行的仿制也主要停留在模仿层面，对于这些火器背后所蕴含的科学理论以及机器大生产方式仍然处于茫然状态。因此，整体上看，中国自行生产火器的活动依然停留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水平上，没有大的突破。更为遗憾的是，清政府没有能够把握住历史性的机遇，将中国的军工技术积极向前推进。英国在近代第一次以＂船坚炮利＂的方式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压力并没有使官绅阶层普遍觉醒。在前线的指挥官虽然直接感受了这种压力，但他们也没有通过＂船坚炮利＂真正看到这些武器装备所显示的西方工业科技水平、巨大经济力量以及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亦即尚未意识到仍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落后的封建主义制度之间的体系较量的实质。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基本没有变化，等待清政府的依然是割地赔款的屈辱结局。中国丧失了近代史上又一次难得的赶上西方列强的历史机遇。
威海北洋水师
“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晚清进口军舰一览
清政府购买外洋船炮的最初目的是剿杀太平军，而不是直接抵御外国侵略者。1860年10月以后，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经过清廷内部讨论，最终同意向英国购买新式船炮，建立新式水师。在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的赫德的积极建议下，总署大臣奕忻于1862年1月24日奏称：＂现在浙江宁波、杭州两府，相继失守，贼势益张，难保不窜出宁波，为纵横海上之计…应请饬下江苏巡抚，迅速筹款雇觅外国火轮船只，选派将弁，驶出外洋，堵截宁波口外，以防贼匪窜逸。并令广东、福建各督抚，一体购觅轮船，会同堵截。＂清廷第二天便批准了奕忻的奏折，决定购买外国轮船。
1863年9月，由＂金台＂、＂一统＂、＂广万＂、＂得胜＂、＂百粤＂、＂三卫＂、＂镇吴＂等6艘军舰以及1艘军辅船和1艘小艇组成的李一阿舰队（指李泰国、阿思本）到达中国。大出清政府意料的是，舰队控制权居然不能掌握在政府手里。不受控制的舰队是军政大员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最终，清政府决定将这支舰队一卖了事，中国外购近代军舰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在无奈中结束了。
7艘军舰最后被分别售出，其中＂镇吴＂、＂广万＂售给日本萨摩藩，＂镇吴＂被改名为＂春日＂，由于在平叛战争中有功而成为日本海军史上的一艘功臣舰：＂百粤＂和＂得胜＂被卖给印度；＂金台＂、＂三卫＂、＂一统＂出售给埃及。在这次购置军舰过程中，清政府先支付了1259711两白银，以后收回了557149两，白白损失了702562两白银。
中国近代海军完全是向西方学习，其中武器装备就是来自于仿造和直接购买，但由于自造能力一直无法满足海军建设的需要，所以基本上是以外购为主。鉴于1874年日本凭借购进的两艘铁甲舰侵略台湾事件的教训，大办水师、购置足以制衡日本的西式战舰成为清廷朝野上下的共识，从1874年到1888年形成了晚清历史上第一次购舰高潮。其中，1876年到1878年之间，由于左宗棠出征收复新疆战事的影响，清政府暂时停止了进口军用舰船的活动，大量进口陆军使用的武器和弹药。甲午战争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从1896年到1911年，为了重建海军，清政府又耗费巨资进口了大批军舰，形成第二次购舰高潮。在中国创办近代海军的19世纪后期，正是欧美各国收获海军革命成果的时代，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而且对出售此类产品亦无严格的限制，只要肯花钱，几乎任何新式武器装备都能很快买到。固然，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进口而买来一个近代化，但是，依靠进口来加快实现近代化的步伐、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则是许多后发国家所认可的捷径。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也是采取了先进口、再仿制、后自制、进而出口的方针。
由于清政府采取了集中资金、优先建设海军的方针，因此，北洋海军的建设走在了前列，其所拥有舰艇的性能、技术水平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都堪称一流。北洋海军不仅装备了进口的主力战舰，而且还大力引进鱼雷艇。
1874年10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参观俄国军舰时，＂初次见发放鱼雷＂。鱼雷强大的威力给留心海防武器的李鸿章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当他于1875年（光绪元年）5月30日奉旨筹办北洋海防后，即有计划地将鱼雷列为外购海军武器装备中的重要一项，委托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全权办理。期间，李鸿章曾指示驻德国大臣李凤苞与英国贝茨公司推荐的伯恩公司联系购买鱼雷艇，却被骗去订金而不了了之。1879年，赫德向李鸿章推荐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新制的＂快碰船＂，结构图中标明此战船还带有一艘舰载小鱼雷艇。李鸿章有意购买巡洋舰，又认为舰载鱼雷艇＂或带在大船上，或隐于大船后，冲击最宜＂，故决定订购两艘，取名为＂超勇＂、＂扬威＂。赫德认为＂鱼雷艇是李的兴趣所在＂，甚至订购这两艘舰的＂原因一半是因为它们带有鱼雷艇＂。但由于制造厂商的原因，两舰携载鱼雷艇的方案最后竟被改为携载汽艇。
李鸿章将订购军火的目标转向德国。此时，中国最早一批熟悉军舰知识的外交人员及留欧海军学生也开始成熟起来，已基本具备了直接与外国厂商洽谈订购军舰的能力。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徐建寅遵李鸿章之嘱协助李风苞为北洋海军订购海军装备，先后考察了欧洲各国著名的军火厂，还重点参观了专门生产＂黑头＂鱼雷的德国刷次考甫厂。在全面考察和充分比较之后，经李鸿章核准，李凤苞、徐建寅等于1日80年（光绪六年）底至1883年（光绪九年）10月在德国伏尔锵船厂订造了＂定远＂、＂镇远＂号两艘大型铁甲舰和＂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其中＂定远＂、＂镇远＂两舰各装鱼雷发射管3具，＂济远＂舰装鱼雷发射管4具）。此外，还在伏尔锵厂订购鱼雷艇11艘，解体运至天津合拢；1882年（光绪八年）至1883年，订购次等鱼雷艇四艘，大鱼雷艇四艘，建成后有两艘大鱼雷艇先期拆运回天津合拢，其余六艇由＂定远＂、＂镇远＂两舰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夏带回；1884年（光绪十年）9月，又订购鱼雷巨艇一艘，建成后解体运至上海，交祥生懋洋厂重新组装。当时的所谓大鱼雷艇和鱼雷巨艇是指排水量在60－100吨和100吨以上者，艇上除装备二具鱼雷发射管外，还配有哈乞开斯五管连珠炮或新式格林炮二至六门。上述中型或次等艇为舰载鱼雷艇，分别配属于＂定远＂、＂镇远＂、＂济远＂三舰（每舰两艘）。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广东方面通过驻德使署在德国伏尔锵厂订购二艘大鱼雷艇，建成后由北洋的＂定远＂舰于中法战争结束后带回。中法战争后，沿海地方官员对鱼雷艇的热情仍丝毫未减，两广总督张之洞认为＂鱼雷最为猛烈，一物而兼船、炮、雷三者之用＂，极力主张多购多造鱼雷及鱼雷艇。主持福建船政局工作的裴荫森指出，＂海防利器，攻剿莫捷于鱼雷＂。在战后清廷组织的海防大筹议中，其他封疆大吏提出的未来海防兵力构成方案，大多也都强调了扩充鱼雷兵力的重要性。1886年6月，巡阅北洋海防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擐在看过鱼雷打靶后特别提出：＂鱼雷艇虽小而速，雷行水中，无坚不破，实为近时利器，亟宜多购多操。以一小铁舰之价，可购四五十雷艇。如南北各口有鱼雷艇百只，敌船必畏而怯步＂。由于中法战争后已经做出先精练北洋海军的决策，所以东南沿海各省购买鱼雷艇的计划不了了之。
1886年11月，北洋海军向英国百济公司订购了一艘三管大鱼雷艇，又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接收了福建的＂福龙＂号鱼雷艇和装备一具鱼雷发射管的＂平远＂号钢甲巡洋舰。至此，北洋海军共拥有大小鱼雷艇十三艘，另有装备鱼雷发射管的战舰八艘，舰载鱼雷发射管数合计约五十具左右。
中国晚清时期究竟进口多少枚鱼雷，现在已无法准确考证。笔者查找的资料证实，至少在1883年5月，德国刷次考甫厂已经为中国生产并运往中国100枚鱼雷，装备在由德国伏尔锵厂建造的舰只和鱼雷艇上。柏林的造船工厂为两江总督制造的20余枚深水鱼雷也已经运往中国。
1888年以后，北洋海军只是在1890年装备了国产的＂平远＂号巡洋舰，之后直到日军启衅开战，由于清政府停止了购置舰、炮等武器装备，北洋舰队除了坐视舰炮衰旧外已别无他法。由于缺乏足够的外来直接威胁的刺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也没有再进口过一艘军舰，甚至连李鸿章和北洋海军军官添置部分快炮的希望也没有能够实现。当时，日本海军的装备建设已经明显走在中国北洋海军的前头。
中法战争后，两江总督曾国荃曾经提出过一个规模宏大的发展南洋海军的计划。1885年7月，他提出两年内借洋款240万两，请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分年协款，购置数十艘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的设想。但是，南洋海军不属于清政府优先建设的海上力量，因此，曾国荃的设想只能成为泡影，在经费的筹集、划拨、军舰的购置等方面未能实现。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的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即使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以后，南洋海军也没有迎来发展的春天。后经有关督抚努力，也只是购置了一些吨位不大、战斗力不强的舰艇。甲午战争前，南洋舰队23艘军舰中有14艘为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制造。
福建海军与广东海军、南洋海军处于同命相怜的地位。据笔者统计，其进口的舰艇不但吨位小，数量少，而且总吨位与南洋海军相比也仅相当于其三分之一。尽管对广东海军进口军舰的数量尤其是吨位还难以准确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福建海军就是与广东海军相比也处于下风。甲午战争前，福建海军20艘军舰中有15艘为福州船政局制造（＂福龙＂号不计）。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在多次外敌入侵之时都首当其冲地成为国防前哨。但是，由于清政府坚持优先建设北洋海军的方针，广东海军的建设长期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如果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当地封疆大吏比较重视海防建设，特别是对购置军用舰艇比较重视的话，就会设法筹集资金争取多方购置一些舰艇。甲午战争前，广东舰队25艘舰船中有9艘为福州船政局制造，所配浅水轮多为广东机器局制造。
在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广东海军中，排水量在1000吨以上的舰艇共31艘，加上中法战争马江海战中被毁的4艘，共35艘，其中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建造的达25艘，占70％。主要靠外购舰船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也有不少于5艘国产舰船。相比较而言，北洋海军当之无愧地成为清政府大力建设的具有一定外海作战能力的战略海军，在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都堪称一流。即使到1894年的大东沟海战之时，与日本海军的装备差距也不能算是很大（大东沟海战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反侵略作战中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海战）。
甲午战争前夕，面对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朝鲜半岛局势，李鸿章着手对外购买军舰军火。购舰主要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通过驻伦敦的金登干进行，同时李鸿章也通过中国驻外使节进行采办。
1894年7月5日，金登干透露英国阿姆斯特郎公司能够提供速度最快的巡洋舰（10个月交货）和小型捕雷驱逐舰（5周内交货）。第二天又补充说，英国可以把为其他国家定制的军舰优先供应中国。7月16日，李鸿章密电驻英公使龚照瑗，在中日爆发战争前购置船速23、24节的巡洋舰，＂趁未决裂前送华，迟则无及＂。随后，李鸿章又获悉英国还有一艘巡洋舰和捕雷舰可售。
8月1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丰岛一战，北洋海军军力单薄的情形逐渐引起清廷中枢的重视。8月2日，清廷拨款200万两银，命令李鸿章迅速从西方订购军舰。一时间，中国通往欧洲的电报线路几成热线，忙乱中甚至以明码电报讨论购买军火事宜。当时英、德等欧洲国家对中日战争表示中立，禁止向中国出口军舰，中国事前订购的一艘驱逐舰（＂飞霆＂）即被英国海关查扣。受命具体负责寻购军舰的驻英公使龚照瑗以及赫德、金登干等人转而向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商量，通过怡和洋行老板克锡，得到了智利政府愿意向中国出售军舰的消息。但此后不久，因为价格过高、日本从中作梗等问题，智利政府又完全拒绝出售军舰。以后，李鸿章又通过赫得、金登干联系上＂卜拉德＂、＂白朗古．恩卡拉达＂、＂爱斯米拉达＂、＂额拉粗力士＂、＂平度＂、＂林则＂、＂康德尔＂等7艘中的至少四艘。但是，最终包括向其他国家寻购西方军舰的计划全部宣告落空。
在讨论购买智利军舰的同时，曾有人提出就地招募一批雇佣军，重金聘请西方著名海军将领统率，自成一新舰队，而后配足军需，利用这批军舰航速高的特点直开日本，攻打、破坏长崎等港口城市，袭击运输船，作为北洋舰队的一支机动兵力，扰乱日本沿海，牵制日本联合舰队。但最终随着购舰计划的落空，这一＂围魏救赵＂的战略设想成为空谈。
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清政府对海军的热情明显下降。但是，为保卫海疆尤其是京畿的安全，清政府还是投入了一定财力进行海军的重建。但是，就总体而言，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心已经转移到以陆军建设为主。这一时期对海军的投入力度已经不如甲午战争之前。
虽然南洋海军没有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日军的直接打击，但由于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重点
建设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的建设被忽视。甲午战争以后，政府也没有对南洋海军的建设给予
足够重视，南洋海军的舰船更显得陈旧不堪。
1903年2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认为南洋兵船购造多年，机老、钢薄、式陈、行缓，遂奏请裁掉老旧各船，节存经费，另购外洋新式浅水快船六七艘，驻于长江一带，以资巡防。清廷采纳了其建议。四个月后，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据此向日本订购＂江元＂号等舰艇，由此开了两个先例：一是南洋从此专注适用于长江航行的浅水军舰；二是清政府外购军舰转向日本。
从1903年到1905年，两江总督魏光焘先后向日本川崎船厂订购了＂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楚同＂、＂楚泰＂、＂楚豫＂、＂楚有＂、＂楚观＂、＂楚谦＂、＂湖鹰＂、＂湖隼＂、＂湖鹏＂、＂湖鹗＂等14艘舰艇，总吨位7264吨，价值471．3292万两白银。这些舰艇成了后来清廷组建的长江舰队的主力。而且，从后勤保障角度来看，这批舰艇也有其优越性：全部购自同一国家，而且都出自于日本川崎船厂之手，有利于简化后勤保障尤其是零配件的供应；有利于人员的训练和油料、煤炭、炮弹、损耗器材的后勤补给供应。
1909年8月和1910年7月，载洵和萨镇冰两次赴欧洲和美、日考察海军，先后订购了12艘舰艇，其中有9艘于民国初年到华，总吨位8070吨，价值白银395．9981万两。在意大利订造的＂鲸波＂号炮舰、在奥匈帝国订造的＂龙湍＂号驱逐舰和在美国订造的＂飞鸿＂号巡洋舰，因民国初年船款纠纷未能到华。
根据《清史稿．兵志七》统计，从1862年到1911年，清政府总共从国外进口军用船只98艘，其中55艘有明确价格记载，总开支为银680．9万两，英镑90．6万，日元543万，马克620万。按当时的外汇兑换率计算，支出外币大约折合海关银1212万两，两项相加为55艘兵船共耗费白银1893万两，平均每船价格为34．4万两。以此推算，98艘舰船购买费用大约为3373万两左右，平均每年耗费白银67．5万两。另据《北洋海军章程》记载，在北洋海军年均119．9万两的常年维持经费中，属于船只修理、舰船设备更换和燃料等的费用约为64．8万两。
此外，清廷进口的直接或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船只还有＂导海＂、＂导河＂挖泥船等船只。
晚清国产军舰的最高水平，“平远”号巡洋舰
“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晚清军工企业建造舰船一览
曾国藩于1861年提出了＂先购后制造＂的设想，即＂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大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这一思想事实上也成为洋务派建立民族军事工业的指导思想。李鸿章在1862年到上海以后，目睹了西方武器的威力，先后三次举借外债，用于购买外国的军事装备并设立西洋炮局以自行仿制生产西洋火器。奕祈对此非常赞赏：＂抚臣李鸿章不惜重资，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
晚清军工企业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为清军提供能够驰骋海上、巡弋长江的新式军用舰船。在相当程度上，采用新型蒸汽动力的军用船舶在当时可谓是各国工业水平的集中体现，每一艘军舰特别是大型军舰总体上都算得上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缩影。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和现实中都还处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国家，要在新型船舶尤其是蒸汽动力推进的军用舰船建造方面取得进展，其难度远超过制造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陆军枪炮武器。但是，出于抵御外来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的需要，清代军工企业在生产军用船舶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晚清时期中国生产建造各种军用舰船75艘。其中，福州船政承造猎舰3艘、鱼雷快船2艘、快碰船2艘、快兵船1艘、练船1艘、钢甲船1艘、兵船21艘、鱼雷艇1艘、运船6艘、拖船1艘，总计39艘：江南制造局（1865年到1905年间称江南制造局，随后改称江南船坞，民国元年以后改称江南造船所）承造兵船7艘、钢板船1艘、小铁甲船1艘，总计9艘；江南船坞承造炮舰4艘；粤省自造23艘，配属广东海军。
此外，直接或者间接用于军事用途的自制舰船至少还有以下一些：（1）＂犀照＂布雷船系上海均昌机器船厂建造，1882年10月18日试航，这是该船厂建造的第一艘轮船，原为安徽芜湖海关道定造，后转属开平矿务局，1889年8月6日被北洋购得，用于旅顺基地布设水雷，购价银3千4百两。（2）＂飞霆、飞凫＂系驻防北洋的绥巩军使用的小轮船，主要用于递信、拖带等用途，由大沽船坞1883年建造。＂飞凫＂轮于1888年前后被裁撤除役。（3）＂利顺＂、＂遇顺＂、＂快顺＂均为旅顺基地所属的拖轮。北洋经营旅顺基地时，用＂导海＂轮船疏浚港池，挖出的淤泥必须由小轮船拖带往远海倾泻，原只有＂利顺＂轮担负此任，因＂不敷往返拖驶＂，因此由大沽船坞照式续造＂遇顺＂轮，造价34160两银。＂快顺＂于1888年10月开工，1889年1月下水。（4）＂捷顺＂布雷船为大连湾水雷营布雷、练习用，由大沽船坞建造，1891年6月建成，造价8980余两银。（5）＂守雷＂、＂下雷＂、＂巡雷＂、＂杆雷＂小轮船为大沽水雷营制造的小艇，用于布雷、训练。（6）＂水底机船＂潜艇由天津机器局制造，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艘潜艇，由陈姓设计师设计监造，1880年3月开工，同年9月下水，后该艇下落不明。（7）＂螺桥船＂舟桥船由天津机器局制造，共2艘，1881年完工。（8）50吨运煤船由旅顺船坞制造，共4艘，1884年完工。（9）20吨水船运输船，由旅顺船坞制造，共2艘，1883年开工，1884年完工。此外，还有＂广安＂、＂神机＂、＂靖安＂、＂宜威＂、＂翔云＂、＂肇安＂、＂南图＂、＂静波＂、＂广德＂、＂广镜＂等10艘200吨以下的小炮艇。
按照计划，宣统年间清廷还批准在江南船坞建造＂永建＂、＂永绩＂，扬子江造船公司造＂建中＂、＂拱辰＂、＂永安＂，胶州船坞造＂舞风＂各舰，但后因经费短缺而未能如愿。
从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定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的16年半时间里，清政府国产军舰24艘，总吨位10564吨，平均每年增加640吨。如果加上其间从国外进口的39艘军舰，排水量达34728吨（不含未来华的军舰），平均每年增加2105吨。两者合计，平均每年增加2745吨。在承担沉重的赔款负担的情况下，清政府为重建海军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仍不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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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评论：自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海军一直是中国军队的软肋，日本人曾经叫嚣道”让支那的海军倒退100年“，的确是这样的，截止解放战争前，旧中国的海军建设一直没有多大的起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也大力发展海军，先后从苏联引进先进舰艇和技术，初步建立新中国的海军。经过这6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海军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可还是与我们的国力和漫长的海岸线不太符合，离真正的蓝水海军还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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